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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小史:是未来蓝图还是空中楼阁?

原标题:乌托邦历史:未来蓝图还是空中楼阁? 在观众对主角命运的叹息中,HBO王牌系列片《西部世界》第三季终于结束了。作为一部经典的硬科幻美国电视剧,《西部世界》…

原标题:乌托邦历史:未来蓝图还是空中楼阁?

在观众对主角命运的叹息中,HBO王牌系列片《西部世界》第三季终于结束了。作为一部经典的硬科幻美国电视剧,《西部世界》的最新一季仍然为观众提供了许多令人大开眼界的场景。在新一季的故事中,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似乎发生了一些逆转。在一个叫“雷霍博”的地方

(罗波安)

在全能机器的规划下,未来社会中每个人的未来都将被设定。这台机器的制造者塞莱克希望用这台机器来消除人类不完美造成的混乱,建立一个真正理想的社会,而觉醒的机器人多洛雷斯则扮演“解放人类”的救世主角色。在精确规划的帮助下,一个理想的完美国家被设计出来了——尽管“rehobo”被高新技术所覆盖,但Serec思想的核心并不完全是新的,而是人类思想中由来已久的“乌托邦”概念的一部分。

1771年的这一天,一个名叫罗伯特·欧文的男婴在北威尔士蒙哥马利县牛顿市出生。他很早就开始了学徒生涯,并成为了一名工厂经理。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工业革命如火如荼时英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巨大变化。机器的轰鸣声无法掩饰,它是人们最底层的抱怨。当时,英国的劳工状况非常悲惨。为了降低生产成本,雇佣军工厂主甚至招募了大量弱势群体,如妇女和儿童。这些现实让欧文深感忧虑。

1799年,欧文参观了格拉斯哥一家名为“新拉纳克”的工厂,并于1800年正式成为工厂经理。一场在教育和管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新拉纳克实验”开始了。欧文相对富裕,他投入了大量资金,并将他多年来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和总结应用到这个工厂实验中。他废除了各工厂普遍存在的惩罚制度,强调人性化管理。根据工人在工厂的表现,他把工人的行为分为四个等级:差、懒、好和高质量。他用不同颜色的木块标记等级,这样每个人都能看到,从而创造了一种相互鼓励的氛围。与此同时,欧文还主张个人不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全部责任。他们生活的环境极其重要。因此,他不仅没有招募童工,还在1817年为儿童开办了一所特殊学校,希望每个孩子都能接受相对完整的教育,而不是在刚断奶时就不得不努力工作。

众所周知,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和社会制度的限制,“新拉纳克”实验很快以失败告终。欧文在25年前接管工厂后也放弃了,去了美国进行新的实验。罗伯特欧文这个名字也被后人列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而这个团体的另一个名字是“乌托邦社会主义”。

罗伯特·欧文

经过考证,“乌托邦”

(乌托邦)

这个术语最早出现在乌托邦,一本由著名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托马斯·摩尔同名的书。在人类思想的长河中,无数重要的名字都与这个名词联系在一起。这些思想家要么写书,要么只是着手实践和构建高度理想化的社会。今天,“乌托邦”的概念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几天前,消防游戏“集合!”“动物之友”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移动的森》中,玩家生活在一个未开发的天堂,通过收集自然资源来换取硬币和岛外的材料,从而自由地创造他们自己的生活空间。在《界面文化》的一篇文章中整理出的各种媒体的观点中,有人指出,《感动的森》给遭受城市压力的现代人一种回归自然的想象,让玩家暂时摆脱现代工业社会中的“螺丝钉”角色,在虚拟世界中享受难得的自由。作为一个既没有复杂的情节也没有复杂的任务的“反主流”游戏,《感动森》的流行实际上反映了至今仍普遍隐藏在人们心中的“乌托邦”情结。

在著名的技术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看来,地球上发生的所有事情的历史、城市的历史、军队的历史和所有有形事物的历史只是人类故事的一半,而另一半故事几乎与乌托邦不可分割。

在罗伯特·欧文诞生的周年纪念日,我们今天想谈谈乌托邦式的“前世”。几千年来,人类为什么如此迷恋和不断想象“乌托邦”?乌托邦曾经出现过什么特征?基于现在和展望未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它?

刘亚光

1

从“太阳城”到“南极乌托邦”;

逃离现实

在《乌托邦故事:人类历史的一半》一书中,芒福德仔细梳理了西方历史上许多“乌托邦”的想象。他提出“乌托邦”一词实际上是对“乌托邦”和“乌托邦”两个词的戏仿。前者意味着“不存在的地方”,而后者是“理想的地方”。在1516年写的同名书中,托马斯·摩尔正式提出了这个词,而正是在这本书里,他构想了一个“美丽到不存在”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一个以一个巨大的海湾为入口的岛屿,很容易防御,也很难攻击。岛上有54座城市。最近的两个城市相距仅24英里,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不超过一天的路程。这个国家的人们轮流参加劳动,分享劳动成果。幸福和繁荣的生活给了这里的人们一个总体上良好的性格。他们思想开放,热衷于接受不同的观点。“由于长期旅行而熟悉许多国家经验的乌托邦游客肯定会受到乌托邦人的热烈欢迎,他们愿意倾听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除了充实的工作生活,他们的精神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尽管除了统一规定的工作和睡眠时间之外,休息时间是由个人分配的,但每个人都经常选择同时听公开演讲。虽然只要求特别挑选的学者参加,但是各行各业的大多数人,无论男女,都是成群结队来听讲座的。根据每个人天性的接近程度,有些人听这个,有些人听那个。”

刘易斯·芒福德的《乌托邦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

事实上,如果“乌托邦”一词的含义是有根据的,尽管“乌托邦”一词是在摩尔的乌托邦中正式出现的,柏拉图早在古希腊就已经在乌托邦中勾勒出乌托邦的雏形,人类文明的源头。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家里,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分别与不同的美德联系在一起。“智慧”对应于城市的统治者,“勇气”对应于城市的捍卫者,“节制”是所有阶级都应该对应的美德,“正义”是这些美德诞生的根本原因和条件。每个公民都根据自己的禀赋履行自己的职责,以维持社会的协调运行。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早期乌托邦作家描绘的幻想国家在具体设计上有所不同,但它们在政治和经济体系以及对日常生活的描述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柏拉图的“乌托邦”实际上已经成为早期乌托邦作家想象这些国家的“理想类型”。在芒福德看来,柏拉图的理想国家实际上是基于古希腊城邦。城邦是“他和他的同胞积极分享的东西”。这是一片明确的土地。如果你漫不经心地爬到山顶,你可以看到它的边界。居住在边界内的人们崇拜同样的神,有共同的剧院和体育场,有许多共同的兴趣。这些兴趣只有在一起工作、一起玩耍和一起思考的过程中才能得到满足”。本文指出,在早期作家眼中,“乌托邦”的核心意图实际上是塑造一种人与人之间极度和谐的状态,一种基于人与人之间密切联系的“公共性”。乌托邦的所有制度安排实际上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这种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强调和社会的“公共性”在许多早期乌托邦思想家的作品中得到了清晰的反映。在《乌托邦》中,摩尔写道,在乌托邦国王来到这里之前,当地的人们因为信仰不同而互相争斗,并经常遭受战争。国王获胜后,他立即规定每个人都应该有宗教信仰和传播这种信仰的自由。与此同时,它规定,在向他人说教以说服他人的过程中,必须采取“温和和安静”的方法,必须绝对消除暴力或虐待。“如果有人表达他或她的观点,不同意和争论,并采取过度暴力的态度,他或她将被流放或奴役。”另一个早期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坎帕内拉,也在1623年首次出版的《太阳城》中写道,在理想的国家太阳城,“图像”作为公民教育的媒介大量出现,城市的专业教育主管下令在内外墙壁和上下悬挂美丽的图表。由于太阳城的结构类似于一个同心圆,这些雕刻在墙上的图形可以被所有市民看到。坎帕内拉认为,太阳城科学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的系统本身和墙上的图画把所有的科学灌输给那些通过直觉方法聚精会神地观看壁画的人们”。在这里,坎帕内拉的话可以被解释为一种隐喻:与认知门槛较高的话相比,图像的直觉实际上对科普的基本常识具有更大的优势,而对几乎没有门槛的知识传播媒介的强调直接意味着对知识公共属性的认可。

《乌托邦》,托马斯·摩尔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2月

然而,早期乌托邦作家生活的时代现实与他们描述的乌托邦完全相反。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在失败的阴影下写成的,当时他居住的阿提卡大部分地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被毁。在16-17世纪,摩尔和坎帕内拉写道,封建势力仍然强大,资本主义开始在西方萌芽。私有制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已经开始动摇这些作家的心。难怪摩尔批评乌托邦的私有财产。在乌托邦,拥有私有财产是不恰当的。因此,在乌托邦的公共大厅和私人住宅里,像粪桶和落水盆这样的器具都是用金银制成的,而且它们还被拴在用金银制成的囚犯身上。可以说,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冲突和不和谐。现实场景与乌托邦想象之间的鸿沟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想象乌托邦的一个重要心理动机——通过想象逃离痛苦的现实,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正如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20世纪所说,“乌托邦深深地植根于人性之中,甚至是不可能的。被周围世界的邪恶所伤害的人需要想象和倡导一个完美和谐的社会生活体系”。

这种逃避主义的乌托邦想象在人类历史上确实很普遍。芒福德对乌托邦故事的梳理仅限于西方世界。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在日本学者武田康亚看来,从晚清到民国,中国早期科幻小说中有许多乌托邦情节。例如,戊戌变法的总指挥康有为在1913年至1919年间发表了他的著作《大舒同》,他在其中写道:“火星、土星、木星、天王和海王的生物将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加入我们。我与仁无关,仁表达了一种“同一个世界”的乌托邦情结。改革运动的另一位高级将领梁启超也在1902年写了《新中国的未来》,设想“改革50周年”。那时,一个“大博览会”在上海成立了。博览会”并不专门展示商业和手工艺项目,甚至各种知识和宗教在这个时候举行联合会议。\”

(意思是大同)

有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和医生,还有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生。到处都有演讲,每天都有讲座。他们把上海、廉江北、吴淞口和崇明县这样的大城市变成了世博园区。”蔡元培也在1904年写了《新年梦》。在他梦里的这个新世界里,人们没有名字,用数字来称呼,也没有丈夫和妻子的名字。只要男女双方同意,他们就可以在公园里公平地订婚。不再需要法院和法律。同时,纵横交错的铁路覆盖了整个地球。语言已经统一了。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甚至气候也可以被科学的力量自由控制。

当时,在中国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这些“大同世界”确实成了许多知识分子暂时安身立命、逃避现实的避风港。科学学会1906年出版的小说《冰山雪海》最能体现这一特征。在小说中,大地经历了全方位的寒潮,即使是温暖的福建也不得不一天一天地烘烤火炉。在极度寒冷中,主人公哀叹世界艰难,社会充满不平等。他们希望去海上寻找一个新世界。2399年9月9日,一行人走在雪海的冰山上,最终在南极洲建造了一个“乌托邦”。九年后,居住在美洲大陆的犹太人和非洲人也向南航行寻找新的土地。他们也被冰山雪海挡住了去路,当他们快要饿死的时候,被中国人救到了一个理想的国家。他们发现此时的乌托邦已经是一个“大和谐社会”。从那以后,它在南北50度完全冻结。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群和房屋达到50万,其中90%是中国人。结合当时中国的情况,这种带有强烈民族情结的乌托邦叙事非常有趣。

《中国科学幻想文学的历史》,武田雅夏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11月

2

“弗兰奇”、“民族国家”和“雷霍博”:

乌托邦的规划神话

蒙特福德认为:“思想世界的功能之一是逃避或补偿。它旨在帮助人们尽快摆脱生活中的困难或挫折。另一个功能是为我们未来的发布创造条件。”据此,他认为有两种具有不同功能的乌托邦,一种是前面提到的“世外桃源”式的“逃离乌托邦”。

(逃避的乌托邦)

另一个是他所说的“重建的乌托邦”

(重建乌托邦)

。“逃避的乌托邦”更像是乌托邦。蒙特福德评论说,它“从不考虑任何现实条件的限制。这是一系列模糊、无序和不合逻辑的图像,不仅会让我们兴奋,还会让我们在薄冰上行走”。相反,“重建的乌托邦”将乌托邦人引向外部现实世界。这种乌托邦不仅从宏观的角度构想世界,而且考虑世界的设计细节,就好像他们在模拟社会建设的蓝图,等待着随时付诸实践。

蒙特福德曾经高度评价安德里亚,坎帕内拉的当代乌托邦作家。在克赖斯特彻奇,安德烈亚为他的乌托邦做了极其详细的城市规划。从工业角度来看,克赖斯特彻奇分为三个区域:第一个区域是农业区,第二个区域是磨坊、面包店和肉店,以及所有用机器而不是用火生产的车间。第三部分是冶金工业、玻璃、砖瓦、陶器和其他需要连续烧制的工业——这反映了作者那个时代工业的最佳构成,具有明显的轻重工业等级。与此同时,克赖斯特彻奇的学校是作为一个小型共和国运作的,在那里男孩和女孩接受平等的教育并实行自我管理,教师是从所有公民中精心挑选的。蒙特福德认为,这种模型实际上在他一生中出现在新罕布什尔州山区的一所暑期学校里。与罗伯特·欧文一起被列为欧洲“三个乌托邦”的傅立叶,在他的作品中也设计了一个被称为“弗兰奇”的公社组织。在这个公社里,人们可以“一天吃五次美味的食物,即使是最穷的人也可以从12种汤、12种露和酒、12种肉和蔬菜调味品中选择”。1841年,一群先验论者在马萨诸塞州建立了一个类似的公社。在这个与欧文的工厂实验非常相似的项目中,所有居民都需要完成300天的集体劳动,享受免费教育和住宿,吸引了众多达官贵人和乌托邦作家前来参观。

随着时间的推移,乌托邦作家开始努力将现实带入理想的国家。他们不满足于仅仅让它作为一个虚构的岛屿存在于太平洋中,而是非常详细地安排了社会生活的细节。“重建的乌托邦”反映了人类乌托邦概念的进一步成熟,也呈现出乌托邦概念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对“规划”的迷恋。例如,从古代到现在的各种乌托邦作品都反映了社会生活中各种“等级”的严格划分。柏拉图对政治家、爱国者和平民的划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划分也反映在科幻作家乔治·威尔斯的《现代乌托邦》中。在《现代乌托邦》中,居民被分为四种类型:动态型、生成型、基本型和呆滞型。动态型是一种活跃的社会元素,包括管理者、企业家和优秀的行政管理者。活力型包括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创造性人才,而基础型和迟钝型则对应于罪犯、酗酒者和社会底层的其他人。在严格定义不同等级属性的基础上,威尔斯的理想国还登记了每个居民的信息,包括姓名、序列号、指纹、居住地变更信息和生活变更信息等。这些都被归档在一个巨大的中央档案馆里。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乌托邦思想对“越轨”的担忧和对秩序的追求。

《美丽思考:乌托邦细节设计》,马少骅,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4月

值得一提的是,乌托邦概念在人类思想史上非常普遍。这远远超过了这些著名思想家作品中的形象。在他的书中,蒙特福德深刻地指出,“民族国家”实际上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乌托邦概念,但它往往被视为一件自然的事情。“民族主义乌托邦不承认自然区域和民族,而是沿着土地测量员划定的边界包围所谓的国家领土,迫使该领土上的所有居民成为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成员。”然而,民族国家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恰恰反映了乌托邦对“计划”的极端追求。蒙特福德指出,民族国家最重要的工具是它的“超级城市”,而这个城市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它的地理条件,而是它的文化景观。生活在城市的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纸”来完成所有的生活和交流。“关注纸张是城市居民的终身职业。日报是人们处理生活的工具。小说杂志和图片杂志是他们逃避生活的方式。有了电影,就有了一个没有真人也能上演的舞台。城市居民不必环游世界,因为世界就在他们面前,就在纸上。城市居民也已经习惯了纸上的情感体验。”城市中的人类交流是间接的和中介的,这使得民族国家有可能利用媒体在人们的头脑中“创造现实”。在某种程度上,芒福德的声明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民族主义的起源和传播机制的声明是一致的。安德森认为,“民族”是现代印刷技术普及后,在报刊等现代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头脑中形成的“想象共同体”。通过宣传机制,民族主义乌托邦可以使所有居民培养相似的品味。“起初,民族主义和乌托邦居民可能大不相同,但最终他们会逐渐变得像电线杆一样,没有任何区别。”“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典型的“乌托邦”,不仅表现出明显的“规划”概念,而且还体现在各个民族国家的建设实践中。

乌托邦对“规划”的极端追求必须依赖某些技术,这似乎部分解释了科学技术与乌托邦之间的长期纠缠。从边沁的圆形监狱到贝拉米的齿轮世界和布罗斯基的戏剧《大理石图像》,科学技术在各种乌托邦故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说这些乌托邦诞生于科学技术发展刚刚开始的时代,那么不难理解,在高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时代,依赖技术的乌托邦想象不仅没有消退,反而变得更加繁荣。在刚刚结束的美国科幻电视剧《西部世界》的第三季中,有一部被命名为《雷霍博》

(罗波安)

全能机器规划了未来社会中每个人的未来。这台机器的制造者Serec希望用这台机器来消除人类不完美造成的混乱,建立一个真正理想的社会。“rehobo”可以被视为乌托邦概念对“规划”的极端追求,而让人深思的是,这部万能机器本身的情节设置也构成了对乌托邦概念的内在反思。在该剧中,人类社会的发展受到了《雷和波》剧本的严格限制,而打破这种局面的恰恰是从西方世界的公园中唤醒的人工智能,一个在情节设置上超越简单机器和简单人类的全新物种。觉醒的人工智能,作为一种特殊的镜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的发展可能是自然界中“有计划的”。追求“规划”的乌托邦情结可能永远是人类自身的一部分。

《西部世界》第三季计划人类社会的《雷赫波》。

然而,乌托邦的“规划”神话也是这一概念在历史上长期受到批判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雷霍博”本身被用来建造一个乌托邦,但《西部世界》第三季的故事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反乌托邦”寓言——“雷霍博”粉碎了人类规划未来的梦想,世界重新进入了塞莱克所担心的混乱状态。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集中表现了这种对乌托邦想象的质疑和不信任。1984年无处不在的“老大哥”和在《美丽新世界》中服用后产生快乐幻觉的药丸“soma ”,不仅直接指向乌托邦式的幻觉,也指向乌托邦式的“计划”和极权主义之间的联系。类似于乌托邦式的规划,极权主义也试图将整个社会动员成一台巨大的机器。哲学家弗雷泽曾将极权主义的重要象征奥斯威辛视为“装置”的隐喻。拉塞尔·雅各比还在他的《不完美的形象》一书中指出,包括以赛亚·伯林和汉娜·艾伦在内的著名思想家都猛烈抨击了乌托邦思想和极权主义思想之间的联系。在这些反乌托邦思想家的眼中,依赖科学技术的乌托邦不是一个美丽的天堂,而只会自动崩溃或给人类带来更糟糕的未来。

反乌托邦主义者对乌托邦的“计划”神话进行了尖锐而重要的批判。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对此也作了精辟的评论。他认为乌托邦主义是“历史主义”,持这种思想的人倾向于用“一个清晰的计划和蓝图来重塑整个社会”。另一方面,他主张“非历史主义”的观点。社会历史的发展似乎不能作为一个整体来规划,而只能通过“微调”来慢慢修复。在绘制社会理想蓝图的过程中,乌托邦概念多少忽略了历史发展过程中个人的动力。双方的不稳定和创造性的统一,只属于个人,极大地影响了历史的趋势,并最终敲响了许多试图实现乌托邦的丧钟。正如芒福德评论的那样,乌托邦人似乎都有一种“恋物癖”,认为系统是“一种与人类完全无关的外在形式”,而“在每一场社会运动的理论背景和具体的实施计划之间,实际上有一个决定性的人类被分离了”。在乌托邦概念不断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它也慢慢陷入了一个奇怪的悖论——它越是用缜密的规划来符合真实的历史发展规律,就越是带来背离历史发展规律的悲剧。这个过程似乎已经被反复验证过了。这就像从树上找鱼来引导人类提升他们真正的人性一样。

《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拉塞尔·雅各比著,新星出版社,2007年6月

3

这是空中的虚幻城堡,也是未来的必要蓝图:

乌托邦的两面

逃离乌托邦太过虚幻,重建乌托邦所体现的规划神话就像一座没有历史基础的空中楼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彻底抛弃乌托邦。正如芒福德对他所描述的乌托邦故事所做的一般性评论:“没有其他时代的乌托邦,人类可能仍会在洞穴中赤身裸体、痛苦不堪。第一个在脑海中描绘人类城市的人是一个乌托邦”。我们需要客观地看待乌托邦,不仅因为人类总是受其本性的驱使去想象乌托邦,而且因为乌托邦仍然是人类未来的必要蓝图。

人类历史上许多影响深远的意识形态体系实际上都植根于乌托邦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来源之一,正是现在人们认为荒谬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作品。从乌托邦概念的反思中诞生的反乌托邦概念也是对人类未来的警醒。如果说赫胥黎在1931年写的《勇敢的新世界》看起来像是一个危言耸听的科幻寓言,那么在1958年,赫胥黎发现他的担忧已经一个接一个变成了现实,于是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了《回到勇敢的新世界》。在书中,赫胥黎认为现代社会已经开始采用勇敢的新世界方法,不是通过强制和惩罚,而是通过奖励和激励对人们进行全面控制。大众媒体已经成为快乐丸的真实版本,提供足够甚至过多的感官电影,背诵“离心球”和“咬”将使人们沉浸其中,完全履行他们对世界的责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大多数人花很多时间,但他们不是生活在当下,而是生活在其他地方,徘徊在由体育、肥皂剧、神学和神秘幻想组成的慵懒世界里。他们很难抵抗那些试图操纵和控制社会的人的入侵”。从《勇敢的新世界》到《回到勇敢的新世界》,赫胥黎的两部作品让我们一窥反乌托邦思想独特而先进的批判力量。

如果人们的目标是真正将乌托邦式的想象付诸实践,这种想法很可能会以上述方式告终。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马少骅在他的《美丽思考:乌托邦的细节设计》一书中所说,“乌托邦”遵循的是“应该是”而不是“应该是”的逻辑。然而,如果乌托邦的力量仅限于想象的领域,这种“自然”逻辑在处理当前许多问题上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当前全球社会面临的严重环境危机。在一个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盛行的时代,应对环境危机的主要挑战之一实际上来自消费主义。如果我们坚持现实的思考,人类很难摆脱市场经济带来的繁荣和便利的诱惑,真正反思自己与环境的关系。《美丽思考:乌托邦的细节设计》写道,现实的发展理念有助于经济和社会繁荣,但人们无法从这种繁荣中反思自己的行为和控制自己的欲望——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繁荣只是与对环境问题的习惯性“不反思”相互支持。此时,一个看起来不太“现实”的乌托邦理想主义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可移动的森”乌托邦提出了现实的逻辑,从而孤立了已经普遍存在于生活中的消费主义原则,并允许人们重新想象另一种生活的逻辑和可能性。

《回到勇敢的新世界》,奥尔德斯·赫胥黎著,北京时报中文出版社,2015年4月

科幻作家刘在谈及“科幻小说中的科学创伤”时曾提到,科学创伤对科幻小说来说并不一定是一件非常致命的事情。相反,有时“创伤本身就是科幻小说”。在他所认为的“最先进的科幻小说类别”中,小说家倾向于建立一个完全超越宇宙法则的新世界,比如改变万有引力和距离之间的关系。这类小说很难完全尊重科学事实,但它们也成为了人们想象力的巅峰,让人们跳出所有现有的思维框架,审视“受伤运行的宇宙会是什么样子”,凸显出科幻小说的独特价值。乌托邦概念作为现实和未来想象的反映,有其脱离现实和矫枉过正的一面,但这种“矫枉过正”也可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宝贵的硬伤”。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乌托邦概念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它的确有值得我们警惕的“空中楼阁”的一面,但它也有“未来蓝图”的一面,帮助人类思考前进的道路。如果人类注定要与乌托邦一起前进,理性地、全面地看待它比狂热地追求它或彻底地批判它更重要。

刘亚光

编辑董走来走去。校对什么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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