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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金斯学会李成:中美之间需要“战略”而非“情绪”

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中美需要“战略”而不是“情感” 疫情的确是整个世界的一个重要节点。这将使各国重新思考许多问题。然而,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全球化不是一种选择,…

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中美需要“战略”而不是“情感”

疫情的确是整个世界的一个重要节点。这将使各国重新思考许多问题。然而,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全球化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现实。此外,疫情实际上告诉每个人,尽管所有国家都必须在表面上进行封锁和隔离,但应对疫情的最佳方式是国际合作和相互援助。

新流行的肺炎已经在世界上流行了几个月了。这种流行病史无前例地改变了世界和每个国家。深陷其中的中美关系也面临严峻挑战。从宣布“部分脱钩”和“去中国化”到“完全断绝关系”,特朗普政府中的反华情绪正在逐渐升温。

你如何理解这个国家的中美关系,中美之间的对立是否有一个缓和区,以及中美关系未来将如何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新京报》记者采访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约翰·桑顿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博士。布鲁金斯学会是世界顶尖的综合智库,李成是100年来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第一位中国主任。李成博士在上海长大。他于1985年赴美深造,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研究。他对两国的政治和社会都有深刻的理解。

李成认为,中美目前正处于“三环叠加”的特殊困难时期。流行病蔓延的不利后果、选举年两党的激烈斗争和中美关系的恶化相互影响,导致螺旋式下降。摆脱这种困境需要一些时间。在恐惧的驱使下,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想出了“脱钩”等对策。然而,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难以实现。

▲约翰·桑顿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成博士。
中国和美国目前正处于“三环叠加”的恶性循环之中

北京新闻:你好,李成博士。首先,我想请你谈谈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疫情爆发以来,你对中美关系的总体判断。

李成:中美目前正处于“三环叠加”的特殊时期。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就像一个螺旋,导致非常糟糕的情况,甚至可能失去控制。所谓“三环叠加”,是指疫情扩散的“恶果”、大选年两党的“恶性斗争”、中美关系的“恶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叠加。

首先,这种流行病的迅速传播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在过去的两到三个月里,公众舆论对新流行疾病的影响已经有了四次反复和五次判断。起初,人们认为这种影响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基本相似。一两周之后,他认为这场流行病的影响堪比“9/11”。此后,随着疫情的迅速蔓延和死亡人数的不断增加,人们把它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对美国珍珠港的袭击。第四步,流行病的影响上升到1929年的大萧条。直到最近,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流行病是美国建国以来244年来最严重的挑战。

就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而言,美国确诊病例数接近世界总数的30%,死亡人数占世界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相当大。不管特朗普吹嘘抗击艾滋病有多成功,这些数字都是众所周知的。对特朗普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这对美国政治体系、社会环境和特朗普的领导能力的评估产生了巨大影响。

另一个是极高的失业率。自3月以来,已有4200万人失业。几十年来最高的一次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当时失业人数只有67万。这种比较也直接显示了美国受这种流行病影响的程度。

第二,选举年两党之间的“恶性斗争”。选举年总是充满了麻烦。今年的竞争特别激烈。我记得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时候我在华盛顿。9月12日,我在电视上看到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站在国会大厦前宣誓保卫美国,团结起来反对恐怖分子。九年前,在9月11日10周年纪念日,两党站在一起。今年2月,我们看到了特朗普的国情咨文。首先,特朗普拒绝与佩洛西握手。更戏剧性的是,佩洛西在镜头前撕毁了特朗普的演讲。

可以说,两党之间的“恶性斗争”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无法缓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被卷入了这个漩涡,击败中国成为两党竞选策略的焦点。

此前,两党发布了电视竞选广告。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指责对方“对中国太软弱”。两党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然而,最近发生了一些变化。民主党现在认为,不应将所有问题归咎于中国,这将减轻特朗普的责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因此,目前还不清楚中国是选举的主题还是选举的形式。

第三是中美关系的“恶化”。事实上,即使没有疫情,中美关系也非常糟糕。美国此前曾提出“全面脱钩”,不仅是在经济和贸易层面,还延伸到科学技术、安全、文化和教育领域。

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脱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根本原因是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中国已经开始在许多领域赶上甚至领先,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领域。但事实上,有相当多的误解和误判。

美国夸大了两国之间的竞争,或者扭曲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最终意图。中国也很困惑: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发展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为什么它如此不确定?这种互不信任正在增长。

当然,这种“三环叠加”状态并不是说它不能逆转,而是事实上它可以而且必须逆转。但是首先我们必须了解这三个方面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和危险,然后才能想办法改变它们。

▲“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非裔美国人死亡”引发了美国持续的抗议。照片/视觉中国
我不赞成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描述中美关系。

新京报:中美之间的误解和误判有哪些方面?

李成:多年来,我一直认为中美之间确实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某些利益冲突,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双方的误解和误判。

诚然,两国的政治制度不同,但事实上,中国在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中,一直在积极借鉴美国的一些经验,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怀有良好的感情。虽然中美关系经历了波折,但从来没有像冷战时期那样两个阵营之间的全面对抗。

此外,特朗普和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否一致?他是反移民、反媒体、反民权的,甚至有人说,他在处理华盛顿和全国各地最近的反种族抗议时,是在挑战美国宪法。如果一个总统的价值观与美国本身不同,他怎么会与其他国家有不可调和的价值观冲突呢?

事实上,我认为中美之间有两个基本共同点:

首先,双方都不希望世界经济或金融不稳定。正如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所说:你可以想象,中国和美国的经济都很好。你也可以想象中国和美国的经济都很糟糕。然而,很难想象一个非常成功,另一个完全失败。这在21世纪是不可能的。这告诉我们,维护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是两国的共同利益。

第二,避免战争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21世纪爆发毁灭性战争的可能性。

如果中国和美国在这两点上是一致的,那么根本的利益冲突是不可能的。

此外,我不同意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这是2000年前的城市国家和现在的国际体系的比较。经济全球化、核武器、人工智能和技术革命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从新兴大国和防御大国之间的冲突来看待当前的国际关系,未免过于简单化。

李成:那么主要的误解在哪里?事实上,这是双方的不信任和恐惧。双方都夸大了对方的实力。同时,对对方采取一些防御措施作为进攻威胁。新爆发的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猜疑、担忧和指责。

一些中国人会担心西方国家会联合索赔。事实上,在美国很少有人希望中国索赔。美国担心被中国取代。无论美国在抗击新的冠状病毒疫情方面多么软弱,也无论最近的种族歧视事件如何引发了人们对美国系统性虐待行为的理解,美国的许多学者都再次讨论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急剧下降的问题。《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也说过,新的冠状病毒结束后,我们将进入由中国领导的世界。

这种反复无常的判断和过度的恐惧是非常危险的,甚至可能把两国关系引入歧途。

美国担心的不是贸易赤字,而是技术。

《新京报》:疫情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战略互信层面,还体现在经济、贸易和产业链层面。你对美国声称切断对华为的供应有何看法?

李成:首先,中美之间的确发生了贸易战,但它的影响不如其他领域的冲突重要。中国和美国最近就实施第一阶段协议进行的接触更具象征意义,特朗普现在太忙了,无暇顾及这些。当然,经贸关系不能中断。这是中美关系的基石。

但特朗普为何对华为如此不满?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贸易问题,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科技竞争和国家安全问题。这也是美国对中国担忧和焦虑的核心。刚才谈到中美实力的变化,最突出的是科技。许多人认为中国的5G和人工智能已经到达了美国的前沿。

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从未面临过这样的挑战——除了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发射人造卫星。冷战期间,中国的实力远远超过苏联。中国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华为也属于最核心的科技领域。美国认为芯片是华为的短板,所以它必须被芯片所包含。

但问题是华为不会轻易被打败。此外,这种“脱钩”会带来一系列反应。一方面,中国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对策,美国企业也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它也涉及到其他国家的企业,影响到整个产业链。因此,西方和美国的一些企业将继续游说,以改变目前的制裁。

美国不会改变对华为的重视,但也存在一个悖论,即压制华为的做法将会逆转。这一领域的战略对抗在未来几年内不会改变,但具体政策和措施将不时调整。

美国对中国没有完整的战略,只有片面的情绪。

北京新闻:特朗普的目的是什么?建立“自给自足”的工业体系真的有必要吗?

李成: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表示,他希望将制造业带回美国,但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里,重建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既不符合当前的时代,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80%的美国是服务业,而金融和服务业的实力就是美国的实力。制造业能带来多少帮助,尤其是它能否改变就业结构和促进经济发展,也是一个问号。此外,许多制造业现在不依赖人力,这可能对就业没有太大影响。

跨国公司基本上是受利润驱动的,而不是出于政治目的。去年,麦肯锡报告称,再过10年,中国的消费市场将达到6万亿美元,相当于同期美国和西欧的总和。因此,他们不会放弃中国工厂或中国市场。与此同时,中国对世界的依赖正在减少,世界对中国的依赖正在增加。此外,美国对世界的依赖正在增加,世界对美国的依赖正在减少。这一变化也表明,脱钩非常困难,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当然,即使没有疫情,一些产业调整对美国来说也是合理的。考虑到疫情,医疗行业的独立发展,口罩生产的扩大和其他减少依赖性的措施都很好。然而,当一个大规模的产业链回到美国时,不可能终止全球化的进程。

北京新闻:特朗普的商业风格显而易见。你还提到他身边缺少战略专家。你认为这种风格会给美国外交带来什么问题?

李成:它带来了许多问题。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正在急剧下降。但是即使是一个商人的总统,他是否在商业上成功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他的反对者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商人,因为他没有做好任何事情。

一个战略家要求他的战略有优先次序并加强与盟友的关系,但他也非常不擅长与盟友打交道,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东亚。同时,我们应该有一个长期的目标,并有能力、方法和资源来实现这一目标。此外,有必要考虑该行为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并防止意外开枪演变成全面和多方面的战争。

因此,我认为特朗普没有长远的战略考虑,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智库的许多学者说,美国对中国没有战略,只有情感。

▲数据图表。抗议活动在美国乔治亚州萨凡纳举行。照片/视觉中国
中美关系的改善可以导致全球公共产品的突破。

北京新闻:让我们谈谈年底的美国大选。有人认为,无论特朗普还是拜登当选,中美关系都难以改善。你怎么想呢?

李成:我不同意这个观点。目前,美国的内政和外交一方面与总统的个人特点和执政理念有关,另一方面与美国的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有关,各占一半。如果你更换总统,至少会改变50%。

可以预见,拜登的治理风格和执政团队的角色将与特朗普完全不同,中国政策也必将发生变化。特朗普的团队在中国政策上基本上是强硬的。特朗普的初衷可能是让这些人走在前面,自己成为“和平使者”。但是在实践中,事实已经引起了很大的混乱。虽然拜登的团队有一些真正的中国问题专家,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不会批评中国,但至少他们更了解中国。

然而,还应该注意的是,整体环境的另外50%很难改变,这需要时间。

新京报:如何改善中美关系的整体环境?

李成:我认为有两个角度。首先是紧急情况,比如像新流行的流行病这样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两国应该加强合作。两年前,有人曾问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中美关系会好吗?他当时说:除非土星进入地球。事实上,新流行的疾病确实已经成为一场全球危机。然而,不幸的是,一些国家尚未认识到合作的必要性。然而,我们仍处于流行病的过程中,未来可能会走向合作。

另一方面,中美经贸关系仍然很重要,是一块基石,但经贸关系本身并不能促进整体关系的改善。一般美国人认为经济和贸易代表富人和华尔街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整体利益。

那么是什么推动它前进呢?我认为我们需要在“全球公共产品”上进行合作。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世界卫生大会上所说,将提供20亿美元的国际援助,支持发展中国家在两年内抗击这一流行病。与此同时,当新的皇冠疫苗开发并投入使用时,它将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产品。

美中两国都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在全球公共产品合作方面潜力巨大,包括疫苗研发、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防止核扩散、反恐、能源安全、网络安全、应对难民潮等。

这些合作将是推动力,但也需要几年的持续努力。两国都应该做好国内事务,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和了解对方,而不仅仅是表面的公共关系。

《新京报》:在疫情过后,你对这个世界有什么看法?它会重新建立紧密的联系,还是会变得彼此疏远?

李成:疫情的确是全世界的一个重要节点。这将使各国重新思考许多问题。然而,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全球化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现实。此外,疫情实际上告诉每个人,尽管所有国家都必须在表面上进行封锁和隔离,但应对疫情的最佳方式是国际合作和相互援助。

这一流行病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实际上是资源的重新整合。例如,在线学习与课堂学习非常不同,但是在线学习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教育资源的分配。你可以在世界各地找到教授、课程和演讲。与此同时,技术将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包括人工智能等。

因此,一些声称“反全球化”和“全球化已经结束”的判断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我认为更多的是改善和弥补全球化的缺陷。如果一个国家选择孤立主义的道路,我认为没有出路。政界和学术界需要思考和讨论的是如何建设一个“更加包容和互利的全球化”。这场全球讨论的关键是,我们应该有一个超越种族、阶级、世代、国界和价值观的视角。

责任编辑: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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