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难民危机与次生疫情“共鸣”，欧盟“太难”

▲希腊最大的难民营失火如地狱，怀疑难民对防疫措施不满而放火。由新京报《我们的视频》制作

“移民问题非常复杂，旧的欧洲体系处理这个问题已经不可行。莫莉亚难民营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是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最近发表上任以来的首次年度“欧盟演讲”时发出的警告。随后，欧盟提出了修改移民法的法案，希望推动成员国分担难民接收责任，缓解边境国家难民接收压力，避免难民失控的风险。然而，在实施该建议时有许多困难。

莫莉亚难民营位于希腊莱斯沃斯岛，是欧洲最大的难民营。本月9日的一场大火将营地夷为平地，使13000名移民和难民无家可归。

难民危机和第二次流行病之间的共鸣

自2015年欧盟爆发难民危机以来，难民问题不断给欧盟内部社会稳定和外部安全治理带来冲击。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和第二次疫情的爆发，也很难控制和解决难民带来的挑战。

目前，欧盟仍面临巨大的难民接收压力及其衍生风险。2020年1月至7月，共有26800名难民或移民通过地中海抵达欧洲，比去年同期减少近四分之一；47，250人试图非法越境进入欧盟，同比下降15%。

虽然新难民人数逐年减少，但主要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交通和人员交流的影响，而不是难民原籍国经济和安全局势的稳定。事实上，欧盟新增难民仍然主要来自中东和周边非洲动荡不安的国家，这些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状况的恶化并没有因为疫情而降温，反而有更多的不稳定迹象。

比如一些大国先后在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和军事强人哈里发·哈弗塔尔领导的“国民军”之间下注，双方武装冲突持续升级；非洲国家总体经济形势在疫情影响下急剧恶化，人民温饱受到严重威胁；在美国做出逐步撤军的战略决策后，阿富汗的未来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邻国为欧盟分担难民的不确定性也在上升。黎巴嫩贝鲁特港爆炸导致政治动荡，经济压力剧增；另一方面，由于地中海划界争端，土耳其正处于与欧盟决裂的边缘。

难民卡一直是土耳其保住欧盟的关键。在黎巴嫩、土耳其和其他国家，有数百万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其他邻国的难民。

成员国的分化是离心的，难民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在欧盟内部，难民问题与疫情产生共鸣，这进一步导致成员国之间的政治两极分化。

在疫情背景下，长期低烧、拖延的外来难民不仅继续影响欧盟的社会文化，而且大量境外人员涌入欧盟，给各成员国的防疫体系增加了巨大压力，其中离欧盟延伸最近的国家压力最大。

希腊莱斯沃斯岛难民营的大火导致13，000名难民失去家园。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亲自视察了灾情，并呼吁其他成员国伸出援手，但很少有人回应。

与此同时，欧盟内部难民问题的分化也在不断发酵。奥地利与波兰、捷克、匈牙利一起指责欧盟新版难民治理规则为“强制分摊”；中欧和东欧国家在难民和移民问题上一贯坚持保守立场。在抗疫压力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他们接受难民的意愿进一步下降。

目前欧盟国家正在迎来第二波疫情高峰，再次启动封锁的可能性很大，经济走出衰退低谷还很遥远。同时，疫情防控带来的民众的不安全感和负面情绪相互作用发酵，使得责任共担国家的舆论基础更加脆弱。民粹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力量在中国获得了更丰富的土壤。

不仅如此，难民问题也会使各国因抗疫和经济问题而出现的高额财政赤字雪上加霜，财政债务水平也会变得更加脆弱。识别、控制、登记和转移难民也将增加民政、卫生等部门的工作强度和防疫难度。欧洲国家在促进经济、确保稳定、促进抗疫的过程中，会遇到更多的不确定性。

欧盟面临的难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自21世纪以来推行的中东政策中的单边主义和干涉主义密切相关。这些政策的残余使欧盟成为仅次于中东和北非的最大受害者。然而，在中东政策上，美国现政府的特点是推卸责任，专注于压制阿富汗和压制伊朗。它把单边主义和自身的战略私利凸显到了极致，却完全忽略了政策背后溢出的负面效应。

从长远来看，欧盟难以摆脱周边混乱造成的难民负担，难民和疫情的共鸣将继续为欧盟的发展和稳定注入不确定性。

□董一凡(中国当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编辑孟然校对李世会